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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编外教师的代课三十年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7-06-27 03:53|来源:miy.7seguang.net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一个编外教师的代课三十年

(原标题:一个编外教师的代课三十年)

从走上讲台那一刻算起,林虹当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师。其间,她辗转三所学校,担任过十多年班主任,送走一届又一届学生,却始终只是个“代课的”。

如今,年近五十的她面对往事早已淡定从容,不再计较是否有机会像同事一样涨工资、评职称,只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站在讲台上。透过她的曲折经历,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为人师者所独有的那份纯粹与执着。

“1984年以前进校的能入编制,之后的一律要被清退”

“我从上小学那会儿就盼着以后能当老师,觉得这职业特神圣。”1986年,19岁的林虹从幼师学校中专毕业,被分配到五环外的一所乡村小学担任学前班老师,“学校其实就是在一座破庙基础上改的,只有几间平房,连教室的木门都是朽的,推的时候不敢用力,生怕一不小心就给弄散架了,到了冬天,还得自己生火取暖。”虽说条件艰苦,但林虹很知足,“不管怎么说,算是梦想成真了。”

正式入职前,林虹得知自己不能马上解决编制,并没有太在意,“以为只是时间问题,毕竟前些年进校的都分批转正了,想着自己迟早也有这么一天。”在当时,编外身份并没给她带来太多困扰,作为乡管校教师,她从乡教委领工资,“那会儿乡镇企业办得正红火,我们的收入也就有保证,基本工资按学历开,跟工人待遇差不多,还挺好的。”

林虹没想到,仅仅过了一个学期,自己便被换到了新岗位,“元旦开联欢会,让老师也都唱首歌,原本教音乐的老师居然没唱出来,我随口唱了两句,领导觉得不错,就让我从下学期开始改教音乐。”

那个年代,音乐课对乡村小学来说还是稀罕物,多少有些基础的林虹恰恰填补了学校在这方面的空缺,“之前在幼师学校学的钢琴、声乐和舞蹈,都能派上用场。”作为全校唯一一位专职音乐老师,林虹不仅承担起一到六年级的所有授课任务,还要负责指导合唱队和鼓乐队,“排练往往都是在放学以后或者周末,没有加班费,但我特享受这个过程,觉得很充实。”

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五年,林虹非但没能等来期待已久的转正,反而被突如其来的政策夺去了饭碗,“按规定,只有1984年以前进校的老师能入编制,之后的小学代课老师,一律要被清退。”

“同事月收入已近两千,而我每月领到的只有六百”

正当林虹为此事一筹莫展时,机会意外降临,“乡教委找到我,说初中其实也缺音乐老师,况且暂时不受政策限制,倒是可以试试看。”林虹大喜过望,很快按照乡教委的安排到了H中学,“经过这么一折腾,反倒因祸得福,升格成了中学老师。”在那里,林虹继续着自己的老本行,还做了五年团干部,甚至在学校的资助下,专门到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学习指挥。

尽管在工作中如鱼得水,但林虹还是觉察出形势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,“1994年《教育法》正式实施以后,要求初中老师必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,再加上学校陆续招聘本科毕业的大学生,对我来说也是种无形的压力。”

1995年,林虹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专学习,“每天都在师生角色间来回切换,下午刚从这边讲台上下来,就得马不停蹄地直奔公交站,赶去那边学校听晚上的课。那时候郊区车少,四五十分钟才来一趟,中间还要倒两次车,单程起码两个多小时。”最晚的一次,林虹回到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,独自走在漆黑小路上的恐惧,让她至今记忆犹新。

只可惜,林虹的努力还是没能让她逃过又一轮风波,“1998年有了新政策,要求清退所有代课老师。”别无选择的她只好离开讲台,被调入学校档案室,进入长达近七年的“蛰伏期”。

漫长的等待中,林虹发现,自己与在编老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,“人家有绩效,我没有,人家有第13个月的工资,我也没有,人家涨工资,还是没我的份儿。1999年前后,同事月收入已近两千,而我每月领到的工资却只有六百。”

林虹有过失落,但她还是选择将精力再次投入自我提升,“那段时间对教育管理很感兴趣,也算有些实践经验,就考了专升本,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读了三年本科,之后又上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。”

只要进不了编制,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

2005年,清退风波终于平息。在学期末的人事调整中,已经完成进修的林虹被重新调回一线,“音乐老师的岗位早就被新招来的大学生顶上,学校让我改教思想品德。虽说挑战很大,但机会难得,硬着头皮也得啃下来。”

上课之余,林虹还兼任班主任、年级组长、德育处职员,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准时进校,直到晚上六点才忙完手头工作离开,“工作量比很多在编老师还大,但收入却要少得多。保底工资三四百,一节课的课时费只有二十,班主任费每月三百,再加上年级组长费,总共下来也就两千。原本逢年过节还会发点现金,后来在编老师统一改成打到工资卡里,这些福利就跟我不沾边儿了,连每月几百元的乡村教师补贴也与我无关。”

更让林虹感到无奈的是,无论付出多少,她从来没有资格参与任何考核评优和职称评定,“只要进不了编制,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。”

在H中学十七年,林虹成了唯一留下来的编外教师,但她还是没能守住这份工作,“2008年的时候,校长找到我说,由于学校不允许再私设小金库,哪怕是每月两千块钱的工资也没办法给我保证了。”

再次面临失业,林虹并没有想过转行,在离家十多公里外的T中学,她让自己的教师生涯得以延续,“学校正在改制,有不少岗位空缺,过来还是教思想品德,也一样当班主任。”

起初,T中学给出的待遇让林虹很是惊喜,“虽说跟在编老师还是没法比,同样没有绩效、补贴和年终奖,甚至没有保底工资,但课时费提到了五十,班主任费也有一千,加起来每月能有三千多。”然而八年过去,同事收入一涨再涨,只有林虹的工资依然在原地踏步。

经历了这么多起起落落,林虹的心态早已变得平和,“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,就是对我的肯定。”作为编外教师,她每两年需要与学校续签一次合同,“到了五六月份,心里就紧张。我能做的,只有更拼命地工作,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。”

“坚持到现在,究竟是种骄傲还是种悲哀?”

当了三十年的老师,林虹心里明白,自己终究只是个“代课的”。但面对学生,她习惯暂时收起这样的定位,“一旦站上讲台,就要对学生负责,这与编制无关。”

作为班主任,她所关注的不只是成绩,更有他们的生活,“不少学生都是打工子弟,家庭条件很困难,得多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。”

遇到学生迟到,她会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,“有个孩子家里是卖菜的,父母凌晨两点就要去取菜,取完直接拿到早市上卖,晚上十点才能回家,一天都未必见到孩子一面。孩子自己管理自己,已经很不容易,偶尔来晩了,也该多体谅。”

今年的校园开放日,林虹组织学生编排舞蹈,其中一个跳新疆舞的女生特意为表演买了双平绒的鞋子,结果没能用上,“我知道她肯定很心疼,就主动问她鞋子多少码,她说37码,我说那正好,我能穿,就把它买了过来,省得她有心理负担。其实我也穿不了,最后拿去送了保洁员。”

事实上,林虹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,一家三代人在五环外一套78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,“在物质方面向来没什么要求,回去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。不操心买房,也就没有那么大压力。反正现在公交方便,离再远也不怕,无非是路上多花点时间。”

这些年过去,林虹的编外身份始终没有改变,而身边的编外教师越来越少,“有时候也在想,自己坚持到现在,究竟是种骄傲还是种悲哀?”片刻迷茫之后,她还是选择继续前行,“至少我从不后悔当老师,哪怕只是个代课的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林虹为化名)

主笔:宗媛媛插图:宋溪

(原标题:一个编外教师的代课三十年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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